清华教授建议放开禁限摩

　　【清华教授建议放开禁限摩】近日，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公开呼吁全国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放开禁限摩政策，把日常出行的选择权还给老百姓。李稻葵称，现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速度只有25公里，很多消费者出行方便程度就下降了，确实是太不切合实际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呢？有没有一个破局的办法呢？我觉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禁限摩的政策，它导致了需求的错配，让电动自行车作为非机动车被迫承担了本应该由摩托车这类机动车承担的一些实用的这种场景的需求。很多人他不能够骑摩托车，他只能转而求其次去搞快速的电动车，从经济学的常识来讲，真实的需求不会因为禁令而消失，只会寻找替代，这就导致了大量改装的超标的电动车的出现。消费者有需求，卖车的商家如果不配合改装，其他同行偷偷的配合了，你的车就卖不出去，超标电动车就多了，管理的成本就变得非常高。这就造成了交警管理也不是，不管也不是，最终就变成了普遍性的违规，也损失了政策的严肃性和公信力。所以我再次呼吁，全国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放开禁摩限摩的政策，起码先放开对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限制。李稻葵的建议并非“一放了之”，而是强调“有条件放开”：比如建立简易驾照体系、限制车辆功率，像西安、重庆那样通过精细化管理，既让摩托合规上路，又避免混乱。其实，放开禁限摩不只是“给选择”，更是激活民生与经济的双赢：对老百姓来说，多了种灵活的出行方式；对市场而言，能撬动万亿级摩托消费，带动制造业、摩旅经济发展。城市治理的核心，从来不是“限制选择”，而是“满足需求”。李稻葵的呼吁，本质是希望政策更贴民生——毕竟，老百姓需要的不是“被安排”的出行，而是“选得对”的便利。

　　争议的核心，源于2025年实施的电动车新国标。该标准将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限制在25公里，初衷是为了安全。

　　然而，这一速度对于许多需要中短途高效通勤的市民，尤其是外卖、快递等从业人员来说，显得“太不切合实际”。外卖骑手的实际时速需求往往在35至40公里之间。

　　严厉的“禁限摩”政策，使得摩托车这类本应承担25-40公里时速出行需求的合法机动车无法上路。于是，巨大的需求压力被转移到了电动自行车上，催生了普遍的非法改装现象。

　　需求催生供给。当消费者需要更快的速度时，卖车的商家面临着两难选择：不配合改装，车就卖不出去；配合改装，则生产、销售超标车。

　　这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交管部门面对海量的超标电动车，陷入了“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的困境。严格执法成本极高，放松管理则导致普遍性违规，最终损害的是政策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放开“禁限摩”的呼吁，不仅关乎出行便利，背后还有巨大的经济考量。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年产能超过2000万辆，出口量全球第一，但内销仅900万辆左右，庞大的产能需要国内市场消化。

　　李稻葵教授多次指出，“禁摩”政策加上摩托车13年强制报废的规定，束缚了一个万亿级的消费市场。

　　这个市场不仅指摩托车销售本身，更包括由此拉动的摩托车旅游、社交、赛事等休闲文化产业。2024年，摩托车旅游消费规模已突破2000亿元，在西藏等地已成为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

　　反对“禁限摩”的传统理由，多集中于安全、污染和治安问题。然而，这些观念正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摩托车的万车死亡率已降至2.1人，低于汽车的3.7人。电动摩托车的尾气排放问题也远低于燃油汽车。随着社会进步，将摩托车简单等同于犯罪工具或污染源的看法已显滞后。

　　更重要的是，摩托车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正从单纯的代步工具，转变为休闲和生活方式的载体。李稻葵教授曾形象地比喻：“四轮车承载着我们的肉体，而两轮车则承载着我们的灵魂。”这种“4+2”（汽车+摩托车）的出行模式，正成为许多城市家庭的新选择。

　　面对复杂的现实，简单的“一禁了之”已被证明不是最优解。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城市交通治理应从“一刀切”的禁令思维，转向 “因城施策”的精细化。

　　事实上，一些城市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西安在解除摩托车限制后，道路拥堵情况得到了明显缓解。无锡市在2024年10月试点电动轻便摩托车，通过“分区域通行+驾照分级+动态监管”的组合拳，实现了事故率下降15%、市民满意度提升22%的效果。

　　李稻葵教授的建议也指向了精细化管理。他借鉴欧洲经验，提出建立简易的驾照分级体系：对低功率摩托车实行简易驾照管理，适合新手和年轻人；持有高级别驾照后，方可解锁高功率车型。同时，可以先行放开对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的限制。

　　“四轮车承载着我们的肉体，两轮车则承载着我们的灵魂。”这句话，道尽了出行自由的本质。对于外卖小哥来说，摩托车是“与时间赛跑”的工具；对于通勤族来说，它是“避开拥堵”的选择；对于年轻人来说，它是“探索城市”的伙伴。而政策的意义，正在于为这些需求提供“被看见”的可能。

　　当我们讨论“禁摩”与“解禁”时，本质上是在讨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该如何对待老百姓的“微小需求”？是用“一刀切”的禁令维持表面的秩序，还是用“精细化”的管理激活真实的活力？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骑着摩托车穿梭于街巷的身影里——他们的笑容，他们的效率，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才是城市最动人的风景。从“禁摩令”到“25码电驴”，再到“分级管理”的探索，这场关于出行自由的辩论，终将指向一个更温暖的结论：好的政策，不是“管住人”，而是“成就人”。当我们把出行的选择权还给老百姓，当我们用管理的温度替代禁令的冰冷，那些被“禁”住的活力，终将重新奔涌在城市的血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