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住持捐赠5000份日军侵华史料

　　【日本住持捐赠5000份日军侵华史料】近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静谧肃穆的展厅里，一份标注日期为1937年12月13日的《步兵第33联队南京附近战斗详报》吸引着无数目光。这份由日本军方在战时记录并列为“极密”的档案，其封面已残破泛黄，内页纸张也异常脆弱。上面记载的，正是日军攻击南京城及屠杀俘虏的冰冷事实。这面纸沉默的“历史之镜”，其背后指向一位跨越国界的守护者——日本爱知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今年，距他首次向中国捐赠史料已整整二十年。从2005年至今，他已累计向中国的多家纪念馆捐赠了约5000份日军侵华史料。大东仁的决心，萌芽于四十年前那个同样沉重的夏天。1985年，还在奈良大学攻读史学专业的大东仁，利用暑假前往中国东北进行了一个月的实地考察。他走访了辽宁营口虎石沟万人坑纪念馆、辽宁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等史迹。行程中，最剧烈的冲击来自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在那里，他看到整村男女老幼被屠杀后的遗骸。面对“既有老人的遗骸，也有婴儿的遗骸”的景象，他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他反复自问：“人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才好？” 这次访问成为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历史书上抽象的数字，在眼前化为了具象的苦难。从中国回来后，他开始系统性地收集日军侵华的相关证据，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大东仁的“工作”是繁琐而专注的。作为一名寺院住持，他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常人不了解的领域：逛遍日本的旧书店、二手店，紧盯网络拍卖信息。

　　他养成习惯，每天早晚固定花时间在拍卖网站上搜索，生怕珍贵的史料被遗漏或被右翼分子抢先拍走销毁。

　　2005年，他正式接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委托，开始系统性地在日本进行史料征集。他的捐赠清单里，不仅有日本军方的官方文件如《战斗详报》《阵中日志》，还有士兵日记、明信片、报纸、甚至当时宣扬军国主义的儿童玩具和文具。

　　每一件物品都经过他的考证。例如一张1938年发行的《中山门攻击》明信片，其背面竟印有牙具广告，战争暴行与商业促销的结合，让他深刻认识到当时军国主义的无孔不入。

　　多年来，他为收集史料投入的个人资金已难以计数。他对此看得很淡，只要单件价格在一万日元以下，他都选择无偿捐赠。

　　这条求真之路并非坦途。大东仁的行动，触动了日本右翼势力敏感的神经。他们试图淡化甚至否定侵略历史，而大东仁的史料正是最有力的反驳。

　　他因此被辱骂为“日本的叛徒”、“中国的走狗”。右翼分子曾到他所在的寺庙滋扰，也曾在他举办和平讲座时，挂着辱骂他的牌子，用扩音器进行围攻。

　　面对挑衅，大东仁选择了最平和也最有力的方式——“用证据说话”。他坚持每年在名古屋举办和平展与讲座。

　　当右翼分子叫嚣“没有南京大屠杀”时，他会平静地拿出《战斗详报》，请他们看日军自己记录的杀害俘虏、焚烧民房的战报。

　　这种坚持带来了微妙的改变。有右翼分子第一年上门时直呼其名“大东”（在日本极为不敬），第二年改称“大东先生”，第三年则开始称呼他为“大东老师”。态度的转变，虽不代表观念的根本扭转，却证明了证据本身的力量。

　　作为日本真宗大谷派圆光寺的第25代住持，大东仁的史学研究与他的宗教身份深刻交织。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主题是“日本佛教徒的战时抵抗”，他发现二战期间，日本佛教教团总体上是配合军国主义的，但也存在少数因反战而被捕的僧侣。这段历史研究使他感到，反思战争是当代日本僧人无法推卸的责任。

　　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南京，帮中国，也是在帮日本”。他痛心于当下日本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近代史的无知。

　　许多人不知道“九一八事变”，提到“七七”只想到七夕节。这种历史认知的断层，让右翼政客歪曲历史的言论有了生存土壤。

　　因此，他视史料收集为“通往和平之路的‘第一步’”。将史料捐赠、保存、研究、展示，则能将这一步延伸到“一万步、十万步”，最终形成跨越国界的共同记忆。

　　他曾动情地说：“就算我去世之后，这些资料也会永存，我就可以永远追求和平。”

　　在承受压力时，一份来自远方的支持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一位中国朋友曾对他说：“不要怕，你身后有14亿多中国人民的支持。” 这句话让他备受鼓舞，感受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

　　每年的12月13日，中国南京上空响起肃穆的警报声时，在日本爱知县的圆光寺，钟声也会同时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鸣响。

　　大东仁也多次前往南京，参加中日僧侣联合举办的和平法会，为遇难者诵经祈祷。这种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共情与仪式，正是他希望构建的和平基石。

　　如今，已年届六旬的大东仁依然在坚持。他最大的心愿是这些史料能保存百年，不仅供中国学者研究，也能让日本、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学者看到，为未来留下一面不容篡改的历史之镜。

　　大东仁捐赠的史料，其价值早已超越数字本身。其中，一份记录日军小部队枪杀5名俘虏的公文，以最冷酷的官方口吻证实了屠杀的规模与系统性。

　　一份《阵中日志》中关于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记载，是目前发现的“慰安妇”制度正式确立后，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的最早记录之一，填补了研究空白。

　　这些来自加害方内部的、第一手的记录，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链，让任何企图否认历史的言论都显得苍白无力。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的珍贵素材，也是日本社会进行自我反思的、无法回避的参照物。

　　202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警报长鸣。近三千公里外，日本爱知县圆光寺的钟声照常敲响。

　　大东仁站在庭院的静谧中，他知道自己历时二十年收集的约五千份泛黄的纸页，正静静地躺在南京、上海、徐州等地纪念馆的恒温柜里。它们曾是军国主义暴行的冰冷注脚，如今却成为守护和平的温暖火种。“史料是揭示历史真相的重要证据，而收集史料是促进和平的第一步。”大东仁的这句话，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