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高中生捐赠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证

　　【15岁高中生捐赠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证】2025年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举行了一场庄重的文物史料捐赠仪式。其中，一个略显青涩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来自江苏徐州沛县汉兴高级中学的15岁高一学生于聍鹏。他郑重地将两件从二手市场“抢”回来的文物史料，交给了纪念馆。泛黄的纸张和黑白照片，为侵华日军的暴行再添无法辩驳的铁证。

　　于聍鹏捐赠的第一件文物是一封家信。信件由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中尉山川仪仁于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福岛县。信纸正面赫然盖着“南京陷落纪念”的邮戳，侵略者的傲慢扑面而来。信中，山川仪仁以轻松甚至炫耀的口吻写道：“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克了……请告诉正人君，我发现了最贵的麻将，我将作为特产送给他。” 1937年冬天的南京城正浸泡在血泊与泪水之中，而侵略者却在为掠得“最贵的麻将”作为战利品而沾沾自喜。这封简短的家书，如一把冷酷的匕首，刺穿了任何美化侵略的谎言，尽显侵略者无视他国苦难的冷漠与残酷。

　　他捐赠的另一件文物是一本收录44张照片的日军“花见部队”相册。相册集中记录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这所医院并非建于军营，而是强占了成立于1918年的天津市扶轮中学。照片中，原本书声琅琅的教室变成了挤满日军伤员的病房，整洁的校园被改造为物资室和化验室。这不仅是军事占领，更是对中国教育与文化根基的系统性摧残与掠夺。据史料记载，1938年5月这支“花见部队”主力离开天津，开赴前线参与徐州会战，继续播撒战争的苦难。这本相册，无声地揭示了日军侵略对中国社会肌体造成的全面破坏。

　　当被问及为何要做这件事时，于聍鹏的回答简单而有力：“这些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只有放在纪念馆和博物馆，才能被更多的人知晓。” 出生于收藏世家的他，自幼跟随大伯穿梭于博物馆与古玩市场，笃信“老物件会说话”。多次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经历，让这份对历史的好奇升华为一种沉重的责任与守护的使命。

　　这名15岁的少年开始将业余时间“泡”在各类二手网站和平台，像一位历史的“侦探”，敏锐搜寻着流散在民间的历史证据。为确保文物不再次流散，他曾发着高烧，当天往返跨越千里前往长沙。当看到那封山川仪仁的信件被随意搁置在网络角落时，他毫不犹豫地自费买下。在过去的半年里，他已陆续向包括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在内的多家机构捐赠了上百件文物史料。这次捐赠后，他仍在继续搜寻，手中又新征集到了14张与南京相关的历史照片。

　　于聍鹏的捐赠是此次纪念馆公布的13件（套）最新文物史料的一部分。这批史料共同构筑起指控侵略罪行的坚固证据链。其中，一封由日本友人捐赠的日军士兵村田芳夫的家信令人脊背发凉。信中他以“真痛快”形容南京“死刑栈桥”上每日用刀斩、枪杀中国俘虏并将尸体抛入长江的暴行。这赤裸裸的加害者自白，与幸存者陈德贵的证言形成了残酷的互证。1937年，同样15岁的陈德贵在南京煤炭港亲历这场屠杀，他躲藏在江边的火车车厢里，目睹同胞被杀害，自己亦中枪受伤，在尸体堆中侥幸生还。

　　然而，时间的流逝无情。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余24位。亲历者正在凋零，记忆的传承不容断绝。如今，已有38位幸存者后代或相关历史知情人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的使命。于聍鹏这位“00后”少年，则以主动寻找并守护物质证据的方式，加入了这场跨越时空的**“记忆接力”**。他的行动表明：铭记历史可以主动追寻、发掘与捍卫。

　　纪念馆文物部工作人员蒋俊指出，村田芳夫信件中提及的“死刑栈桥”及抛尸扬子江的细节，是揭示日军处理遇难者遗骸罪行的重要线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认为，新的史料不断补充和完善着证据链，让南京大屠杀的更多侧面得以呈现，为传承历史记忆提供了更生动、更细节的要素。美籍华人捐赠的1937年法国《卓越报》关于南京沦陷前“尚有百万居民”的记载，则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所谓“当时南京人口不足30万”的荒谬言论。

　　于聍鹏说，他的愿望是让这些文物史料“替那些沉默的亡魂说话”。如今，这两件由他亲手“护送回家”的铁证已被编号入藏，将成为未来历史研究和展览教育中沉默却震耳欲聋的讲述者。这位立志报考考古专业的少年表示：“我们要把家国放在心里，努力学习本领，让国家变得更强大，才能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从幸存者血泪的证言，到传承人坚定的讲述，再到如于聍鹏这样的年轻一代对历史碎片的珍视与追寻，守护民族记忆的力量正以多元方式薪火相传。每一份证据的归位，都是对真相的巩固、对和平的奠基。历史从未远去，它就在这些泛黄的纸页和斑驳的影像里，等待着一代又一代人，去倾听、去铭记、去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