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微信作业何以难倒万千家长

　　【打印微信作业何以难倒万千家长】近日，“打印微信作业何以难倒万千家长”的话题引发广泛关注。据报道，当前部分中小学教师频繁将电子版作业或试卷照片发到微信群，要求家长自行打印。这类材料往往“成页不成册”，任务繁重时，家长一晚上就要打印几十页。对部分家庭来说，孩子一上小学，首先要买的就是打印机。不少家长感到困惑：打印机何时成了家庭“必备教具”？学生的作业非得由家长来打印吗？究其原因，这与当前的教辅材料管理机制及学校内部执行规定密切相关。2015年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各地应按照“一科一辅”原则，为每个学科推荐一套教辅供学生选用。但部分地区在编订推荐目录时，调研论证不够充分，所选教辅难以完全契合实际教学需求，教师不得不额外补充教学资料。与此同时，一些学校对集中打印有严格要求，严控打印数量和类型，且需要备课组长或年级主任签字批准。如此一来，打印作业的任务便落到了家长肩上。孩子一上小学，打印机先成必备教具;带孩子回老家探亲，也得打包带上打印机和电脑，搞得“归途”像“囧途”……诸如此类这样的场景，令人啼笑皆非。究其原因，本质上是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形式主义作祟、“一刀切”操作跑偏的必然结果。根据教学变化，及时完善“一科一辅”制度，坚决避免执行过程“一刀切”，做到“活而不乱”。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教育局副局长王瑞金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对教辅材料目录进行动态管理，制定目录前充分征求教师建议，加以科学论证，定期删除题型老旧、质量不佳的材料，并通过集体采购降低价格。

　　在杭州某小学家长群里，每天18:00至21:00成为“作业打印高峰期”。数学老师发送的几何图形题需A3纸打印，英语组布置的情景对话要彩色输出，更有科学实验报告要求双面铜版纸装订。家长王先生算了一笔账：每月打印耗材成本超200元，更令人崩溃的是时间成本——“下班后必须准点回家，否则孩子作业就要熬夜完成”。

　　这种压力催生出新型“家庭刚需”：电商平台打印机广告标注“家长必备”，社区商铺增设打印服务，甚至有家长探亲时需携带便携式打印机。北京朝阳区某社区工作人员透露，社区免费打印服务80%用于学生作业，节假日期间排队人数激增。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教育公平性。农村家长陈女士无奈表示：“带孩子回老家，全村找不到能打印A3纸的地方，只能开车20公里到县城。”这种城乡资源差异，让“微信作业”异化为检验家庭经济实力的新标尺。

　　“我们也知道家长辛苦，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山西某初中地理教师张老师的微信群每天要发送3-4份作业，她坦言这是“无奈之举”。根据2015年教育部《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一科一辅”政策本意是规范教辅征订，但在执行中出现“机械化管理”倾向：某省初中教师因持有3本辅导书被认定为违规，导致教师们不得不将教辅书包上书皮“避嫌”。

　　更棘手的是教学需求动态变化。河南某初三教师举例：“上学期需要知识点梳理类教辅，下学期要应用型习题集，但一年只能征订一次。”这种供需错位迫使教师“各显神通”——有的将教辅书逐页拍照发送，有的自制电子题库，最终将打印成本转嫁给家长。

　　部分学校尝试的校本作业改革也遭遇现实困境。西部某中学虽形成错题重组、分层试题等创新作业体系，但每份作业需经备课组长、年级主任双重签字，教师直言：“每天跑签字的时间比备课还长。”

　　微信群的封闭性构成监管盲区。某市教育局副局长坦言：“教育督查不能查看教师家长聊天记录，‘微信作业’处于法律灰色地带。”这种技术特性让违规行为难以溯源，某地曾出现教师用“临时群”“文件传输助手”规避检查的现象。

　　教辅材料目录的静态管理加剧供需矛盾。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教育局副局长王瑞金指出：“部分目录五年未更新，题型老旧、质量不佳，教师只能自行补充材料。”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研显示，76%的教师认为现有教辅材料与新课标要求存在差距，这直接导致“微信作业”泛滥。

　　解决这场困局需要制度创新的勇气。王瑞金建议建立动态教辅目录：“每学期根据教学反馈调整清单，允许学校在10%范围内自主选择补充材料。”厦门市推行的“校本作业专项经费”制度值得借鉴，该市每年拨款2000万元支持学校打印自主设计作业，彻底切断利益链条。

　　技术监管创新同样关键。江苏某地开发的“教育作业平台”实现作业公示、家长确认、政府抽查全流程数字化，既保护隐私又强化监督。上海市教委推出的“教辅材料数字资源库”，通过集体采购降低正版电子教辅价格，从源头减少拍照打印需求。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教育理念的更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教师自主设计分层作业，是精准教学的重要实践。”学校应建立作业设计激励机制，将优秀案例纳入职称评审体系，让教师从“拍照转发”转向“原创研发”。

　　当打印机成为家庭标配，当家长群变成24小时值班室，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的初心究竟是什么？“微信作业”困局折射的，不仅是技术管理难题，更是教育生态的系统性挑战。破解这道难题，需要政策制定者以更开放的姿态倾听基层声音，需要学校以更智慧的方式平衡规范与创新，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的纯粹性——让作业回归巩固知识的本质，让家长重拾陪伴成长的温馨，让校园重现书声琅琅的宁静。这或许就是“双减”政策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