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编第1名却因学历重叠政审不合格

　　【考编第1名却因学历重叠政审不合格】近日，四川射洪市一场事业单位招聘政审争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6岁的税女士以医疗岗位综合成绩第一名的成绩通过笔试面试，却因“中专与成人大专学历时间重叠”被射洪市卫健局判定政审不合格。这场看似普通的招聘纠纷，折射出非全日制学历群体在职业晋升中的集体困境，更暴露出我国继续教育制度与人才评价体系的深层矛盾。税女士的求学轨迹始于2015年8月。她考入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针灸学校护理专业，学籍有效期至2018年6月。同年10月，尚未完成中专学业的她通过成人高考，被川北医学院护理专业录取，并于2016年3月开始业余学习，2019年1月取得毕业证。这段看似“无缝衔接”的求学经历，在十年后成为她职业发展的致命伤。在2025年上半年射洪市事业单位招聘中，税女士以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然而政审阶段，卫健局依据《四川省2015年成人高校招生工作通知》中“在校生不得报考”的规定，认定其存在“学历套读”违规行为。尽管税女士提供了三份关键证明：中专学校出具的“政策许可”说明、教育考试院“符合报考条件”的书面认证、学信网可查的学历证书，仍未能改变政审结果。“我当时只是按照学校和招生办的指导报考，从未想过这会成为职业发展的障碍。”税女士在问政四川平台的留言中写道。她的遭遇并非孤例，2024年南充市就有考生因类似情况咨询人社局，得到的答复却是“主要审查学历取得渠道和证书合法性”。这种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同一问题的差异化认定，让非全日制学历群体陷入“政策迷雾”。这场争议的核心，在于我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体系的制度断层。根据现行规定，除自考外，成人高考、国家开放大学等非全日制教育均要求取得前置学历方可报考。但税女士的案例显示，2015年部分地区存在“中专在校生报考成人大专”的实践操作，这种“政策许可”与文字规定的矛盾，形成了特殊的“学历叠加”现象。

　　“这本质上是制度与实践的脱节。”教育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继续教育体系仍沿用全日制教育的学籍管理逻辑，对中职学生的升学需求缺乏弹性设计。数据显示，2015年四川省成人高考医学类专业报考人数达2.2万，其中不乏类似税女士的“学历叠加”者。这些群体在完成学业多年后，却因政策解释权的变更面临“历史追溯”，暴露出制度设计的滞后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审程序的争议。税女士在笔试、面试阶段均通过学历审核，却在政审阶段被口头否决，且未收到正式书面决定。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招聘单位应出具不予录用书面说明并告知理由。这种程序缺失不仅损害考生权益，更折射出政审标准的地方化、随意化倾向。

　　这场争议迅速演变为社会层面的公平讨论。支持者认为，教育部门出具的证明具有法定效力，卫健局“事后否决”有违程序正义；反对者则强调，若允许在校生套读学历，将破坏成人教育的严肃性。更深层的焦虑在于，此类争议可能加剧“非全日制学历歧视”——据智联招聘调查，超60%企业招聘明确要求全日制学历，事业单位的争议案例无疑会固化这种偏见。

　　“学历重叠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曾在2023年因类似问题政审失败的考生王某表示。他的经历揭示出更残酷的现实：即使通过自考获得更高学历，只要原始学历存在“重叠”，整个学历链条都可能被否定。这种“连坐式”审查，让无数通过继续教育提升自我的劳动者陷入“学历原罪”的困境。

　　法律界人士指出，此案涉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税女士的学历依2015年政策取得，当时未认定违规，今日不应被推翻。但现行制度缺乏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豁免条款，导致考生成为制度变迁的牺牲品。

　　这场争议为继续教育改革敲响警钟。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教育部门作为学历认证的法定机构，其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当具有最高效力。当招生考试部门与用人单位对同一份学历的合法性产生分歧时，应当建立跨部门协商机制，而非由单一部门进行“事后否决”。

　　从制度层面看，亟需出台《非全日制学历重叠认定细则》，区分“违规套读”与“合理叠加”的情形。对于税女士这类已完成全部学业、学历真实有效的情况，可考虑设置“追溯豁免”条款。同时，推广弹性学制、学分银行等创新模式，为中职学生提供合规的升学通道。

　　程序正义的完善同样关键。建议建立政审异议复核机制，当出现证明材料冲突时，组织教育、人社等部门召开联合听证会。推行“阳光政审”，要求用人单位出具书面决定并详细说明法律依据，避免“口头否决”损害考生权益。

　　税女士的遭遇，本质上是继续教育群体在职业晋升中的集体困境。当终身学习成为时代命题，用二十年前的刚性标准评判今天的非传统学习路径，既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也有违人才评价的改革方向。这场争议不应止于个案解决，而应成为推动制度完善的契机。唯有建立包容、开放、透明的学历认证体系，让每个努力提升自我的劳动者都能获得制度保障，才能真正释放职业教育的活力，让教育公平的阳光照亮更多人的职业道路。正如税女士在求助信中所写：“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或许是对这场争议最深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