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恢复对避孕药品用具征收增值税

　　【为何恢复对避孕药品用具征收增值税】2026年1月1日起，避孕药品和用具将征收增值税‌，可能导致市场价格上涨，消费者购买成本将增加。据报道，自2026年1月1日起，销售避孕药品和用具将依法征收增值税，不再享受免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目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增值税。而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免增值税的项目中，则不再设有“避孕药品和用具”这一项。免增值税政策的取消，将对避孕药品和用具的生产、销售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企业需要重新评估成本结构，调整定价策略，并可能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随着增值税的征收，避孕药品和用具的市场价格可能会上涨，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成本。2026年1月1日起，销售避孕药品和用具将需按照增值税法要求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为何恢复对避孕药品和用具征税，专家表示，主要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目前鼓励生育。因此，这一税收优惠政策也随之调整。2021年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2025年中国推出育儿补贴制度，新生儿三年总共可领10800元财政补贴，另外，国家还免除幼儿园大班儿童保教费。与此同时，近年中央在部署深化财税改革时，要求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多位专家表示，部分时过境迁、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应逐步退出。在这一背景之下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取消，可增加相应财力，投向上述鼓励、降低生育成本方面政策领域。

　　1993年《增值税暂行条例》首次将避孕药品和用具纳入免税清单时，中国正面临严峻的人口增长压力。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199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31，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免税政策通过降低避孕成本，有效控制了非意愿妊娠，为稳定人口规模发挥了关键作用。据统计，1994-2020年间，全国避孕药品市场规模年均增长8.7%，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1.21‰降至1.45‰。

　　“免税政策本质是计划生育的工具性配套措施。”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桦宇指出，“在特定历史阶段，通过税收杠杆调节生育行为具有合理性。”这种政策设计在江苏某避孕药具生产企业得到印证：其1995年产品均价较1990年下降42%，销量却增长3倍，直接推动避孕普及率提升至89%。

　　当时间来到2025年，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出生人口954万，死亡人口1093万，自然增长率-0.9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4%。更严峻的是，育龄妇女规模以每年500万的速度递减，2025年预计仅剩2.9亿人。

　　“人口负增长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危机。”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强调。在此背景下，2021年中央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实施三孩政策；2025年推出育儿补贴制度，新生儿三年可获10800元财政补贴，同时免除幼儿园大班保教费。税收政策调整成为配套措施的重要一环。

　　新政实施后，避孕药品和用具行业将面临深刻变革。以某上市药企为例，其避孕产品占营收比重达35%，按13%税率计算，年增税负约1.2亿元，净利润可能下降28%。为应对成本压力，企业或采取三种策略：部分产品提价10%-15%、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研发。这可能导致市场出现结构性分化——基础型产品价格上升，高端产品占比提高。

　　消费者层面，低收入群体受冲击最大。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显示，外来务工人员避孕支出占家庭月收入比例已达3.2%，若价格再涨15%，可能迫使部分人转向成本更低但安全性存疑的避孕方式。对此，专家建议建立动态补贴机制，对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家庭提供50%-70%的避孕用品补贴。

　　从财政视角观察，征税带来的增收效应显著。按2024年避孕药品和用具市场规模480亿元测算，年增增值税收入约62亿元。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育儿补贴、托育服务建设等生育支持领域，形成“取之于避孕、用之于生育”的政策闭环。

　　政策调整引发两派观点交锋。支持者认为，取消免税是“与时俱进的人口政策调整”，通过经济手段引导生育观念转变具有合理性。反对者则担忧，此举可能侵犯生殖健康权，尤其是对性教育缺失地区的青少年和低收入群体造成不公平影响。

　　更深层的争议在于政策效果评估。日本经验显示，单纯提高避孕成本对生育率提升作用有限——该国2019年将避孕套消费税从8%降至0%，但2020年总和生育率仍降至1.34。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指出：“生育决策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税收调整需与教育、住房、医疗等配套政策形成合力。”

　　国际上，避孕用品税收政策呈现多元化特征。法国对避孕产品征收5.5%低税率，同时提供全额医保报销；德国实行19%标准税率，但向青少年免费发放避孕套；印度则完全免税并纳入基本药物目录。这些案例表明，税收政策需与国家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和公共健康目标相适应。

　　中国的新政尝试在鼓励生育与保障生殖健康间寻求平衡。新增的“婚姻介绍服务免税”条款，与取消避孕免税形成政策组合拳，体现“鼓励婚育”与“科学避孕”的双重导向。这种“一增一减”的税收设计，折射出政策制定者对人口问题的系统性思考。

　　当2026年的钟声敲响，中国将正式告别延续32年的避孕免税政策。这场税收调整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更替，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向。在人口红利消退、老龄化加速的今天，如何通过政策创新激发人口发展新动能，考验着治理智慧。

　　可以预见，未来政策将在动态调整中不断完善：或许会建立避孕用品价格监测机制，防止企业过度涨价；可能将避孕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项目，降低低收入群体获取成本；更可能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将增收资金精准投向生育支持领域。这些探索终将汇聚成中国人口政策转型的生动实践，为全球应对人口挑战提供东方方案。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从“控制人口”到“支持生育”，税收政策的变迁见证着国家发展理念的升华。当政策工具箱不断更新，我们期待看到的不仅是数字层面的生育率回升，更是一个尊重生命、保障健康、充满活力的社会图景。这或许正是这场税收调整最深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