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恢复对避孕药品用具征收增值税

　　【为何恢复对避孕药品用具征收增值税】2026 年 1 月 1 日，当人们购买避孕药品或用具时，可能会发现小票上多出了一项 13% 的增值税。这不是错觉——根据即将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避孕药品和用具”这一项，已从法定的免税项目清单中悄然消失。这意味着，一项始于 1993 年、旨在降低避孕成本以控制人口增长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网络热议。“为什么突然要征税？”“是为了让大家多生孩子吗？”财税与人口专家给出了明确解读：这并非简单的“加税”，而是中国人口政策从“限制生育”全面转向“鼓励生育”后，税收制度随之进行的同步调整，标志着国家战略重心的历史性转变。

　　要理解这场变化，需要回溯两条法律脉络。目前正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避孕药品和用具”属于免征增值税的项目。这项政策自 1993 年条例首次公布时就已确立，其初衷是服务于当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基本国策。变化始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2024 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将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在这部新法的第二十四条所列举的免征增值税项目中，“避孕药品和用具”不再出现。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桦宇指出，未被新法保留的原有免税项目将自动恢复征税。避孕药品用具的免税身份，就这样在法律升级换代的过程中“自然失效”了。

　　法律条文的调整，深层动力源于中国人口形势已然发生的“根本性逆转”。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正处在人口快速增长期。然而，时移世易。2022 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到 2024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跌至 -1.48‰。社会的核心焦虑，已从“人太多”转变为“不愿生、生得少”。为此，国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如 2021 年实施三孩生育政策，2025 年推出育儿补贴制度等。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的解读直指核心：“当前我国人口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避孕药品和用具应当适用与其他普通药品和用具相同的税收待遇。” 昔日为“限生”而设的优惠，在“促生”的新时代，其存在的基础已然消失。

　　政策调整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将直观地反映在价格标签上。目前，避孕药品和用具主要适用 13%的增值税税率。作为一种流转税，其税负理论上会通过价格链条传导，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多家媒体分析指出，随着增值税的开征，这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很可能上涨，从而直接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对生产和销售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一场成本结构的大考，预计将加速市场洗牌。

　　消息公布后，公众的反应复杂而多元。一条引发广泛共鸣的网络评论犀利地提出了质疑：“当鼓励变成了‘不鼓励不鼓励’，感觉总是有点怪。提升生育率，难道要靠增加避孕成本来实现吗？” 这种疑虑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担忧：税收工具是否被简单化使用？与年均超过 5 万元的育儿支出相比，避孕成本每年几十元的增幅，对扭转生育意愿的影响微乎其微。真正的生育友好，关键在于降低养育、教育、住房等“大山”般的综合成本。更有评论担心，价格的轻微上涨，可能对价格敏感的学生、低收入群体等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若因此导致他们减少使用或转向劣质产品，反而可能推高意外怀孕或性传播疾病的风险，造成“次生伤害”。

　　面对争议，政策设计需要更多维度的思考。专家指出，此次调整也是近年来中央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清理“时过境迁”减免项目要求的体现。取消这项优惠所增加的财政收入，理论上可以重新投入鼓励生育、降低生育成本的政策领域，形成资金的循环支持。同时，必须认识到，单一的税收调整无法解决复杂的人口问题。公众和专家呼吁，需要构建一个 “免费基础保障 + 市场多元供给” 的组合式支持体系。目前，全国社区计生站、医疗机构每年仍提供约 2 亿只免费避孕套，这是重要的安全网。放眼国际，法国、德国等国家将避孕咨询纳入医保，表明降低人们的决策成本和健康风险，与提供经济支持同样重要。

　　避孕药品用具恢复征收增值税，如同一枚棱镜，折射出中国社会三十年的沧桑巨变。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财务事件，而是一个清晰的时代信号，宣告着一个以控制人口数量为重心时代的结束，和一个致力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新时代的全面开启。这项调整能否有效服务于新的人口战略，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是一个更精细、更包容、更以人的福祉为中心的政策体系的开始。公众期待的，不仅是一张税制完善的成绩单，更是一个对个体选择、健康权益与生命尊严保有高度敏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