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品用具将征税 价格可能上涨

　　【避孕药品用具将征税 价格可能上涨】2026年1月1日起，避孕药品和用具将征收增值税‌，可能导致市场价格上涨，消费者购买成本将增加。据报道，自2026年1月1日起，销售避孕药品和用具将依法征收增值税，不再享受免增值税的优惠政策。目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增值税。而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免增值税的项目中，则不再设有“避孕药品和用具”这一项。免增值税政策的取消，将对避孕药品和用具的生产、销售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企业需要重新评估成本结构，调整定价策略，并可能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随着增值税的征收，避孕药品和用具的市场价格可能会上涨，从而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成本。2026年1月1日起，销售避孕药品和用具将需按照增值税法要求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1994年，中国首次将“避孕药品和用具”纳入增值税免税清单，这一政策与计划生育国策紧密绑定。彼时，降低避孕成本被视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手段。据国家卫健委数据，1990年代中国避孕套年使用量超50亿只，免税政策有效降低了公共财政在计划生育领域的支出压力。然而，随着中国人口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2022年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2024年自然增长率跌至-1.48‰，政策重心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新增值税法删除避孕用品免税条款，被视为税收优惠与人口战略同步调整的标志性事件。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解释称，此举旨在统一税收待遇，“避免特殊优惠政策扭曲市场”，同时征税收入将专项用于新生儿补贴等生育支持措施。免税政策取消后，避孕用品行业立即感受到成本压力。以避孕套为例，目前市场主流产品单价约5元，按13%增值税率计算，若企业无法通过供应链优化消化成本，终端价格可能上涨0.65元。对于月均使用4只的消费者而言，年支出将增加约30元。尽管涨幅看似微小，但敏感群体——如学生、低收入者及依赖避孕药治疗妇科疾病的患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负担显著加重。

　　“每月多花几十元可能迫使部分人减少使用或转向劣质产品。”有人担忧，这可能推高意外怀孕率与性传播疾病风险。她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指出，规范使用避孕套可使艾滋病感染风险降低85%以上，“价格壁垒可能抵消公共卫生领域的长期投入”。

　　企业端同样面临严峻挑战。某国产避孕套品牌负责人透露，行业平均利润率不足10%，增值税将直接压缩利润空间。“大型企业可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分摊成本，但中小品牌可能被淘汰。”他预测，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市场格局面临重塑。

　　面对市场价格波动，官方强调“免费发放渠道仍存在”。目前，全国社区计生站、医疗机构每年提供约2亿只免费避孕套，但用户体验普遍不佳。“材质厚、润滑少，像戴了一层雨衣。”28岁的北京白领王女士吐槽。更关键的是，免费渠道仅覆盖基础避孕需求，无法满足个性化选择——如超薄款、延时款或女性避孕产品。

　　这种供需错位暴露出政策设计的局限性。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25年调查显示，仅32%的育龄人群知晓免费领取途径，而实际使用率不足15%。相比之下，日本政府通过“避孕套普及项目”向青少年免费发放，并配套性教育课程，使青少年意外怀孕率下降47%。专家呼吁，中国需建立“免费基础保障+市场多元供给”的双轨机制，避免单一政策工具引发次生风险。

　　政策调整引发两极化解读。支持者认为，取消免税符合税制公平原则。“避孕用品与普通药品本质无异，不应享受特殊优惠。”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胡怡建指出，2025年全球避孕药具市场规模达568.89亿元，征税可增加财政收入，为生育支持政策提供资金保障。

　　反对声音则质疑政策动机。“60元的避孕套和500元的奶粉，哪个更影响生育意愿？”网友的评论获得点赞。她算了一笔账：育儿年均支出超5万元（含教育、医疗等），而避孕成本增加仅数十元，“政策制定者似乎搞错了优先级”。

　　更深层的担忧在于，征税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有评论指出，低收入群体对价格敏感度更高，若因成本上升减少避孕措施，可能引发“贫困—意外怀孕—更贫困”的恶性循环。他建议，对特定人群（如学生、残障人士）实施差异化补贴，避免“一刀切”政策扩大社会裂痕。

　　面对争议，政策制定者需在多重目标间寻找平衡点。一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法国对避孕药品实行零税率，同时向25岁以下女性免费发放；德国将避孕咨询纳入医保，降低决策成本。另一方面，需完善配套措施，如扩大免费发放范围、优化产品种类、加强性教育普及，形成“经济激励+服务保障”的组合拳。更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降低生育养育成本。

　　当住房、教育、医疗等“大山”压顶时，避孕成本的小幅波动难以扭转生育意愿。正如网友所言：“真正的生育友好，不是套贵，而是养得起。”唯有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体系，才能让政策调整真正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场税制调整，既是中国人口战略转型的缩影，也是对政策治理能力的考验。当避孕用品从免税清单消失，我们期待的不仅是税收制度的完善，更是一个对生命尊严与民生福祉更加敏感的社会。毕竟，每一个政策细节，都关乎无数个体的选择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