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第2天闪婚 妻子考驾照一去不回

　　【相亲第2天闪婚 妻子考驾照一去不回】近日，金华东阳的刘先生反映，他跟婚介公司签了合同，5月到贵州相亲。在那认识了张女士，第二天就领证了。婚介费、彩礼钱等加起来有42万。7月份，妻子说要回老家考驾照，没想到一去不回。刘先生的遭遇堪称典型。2025年5月，他通过婚介公司远赴贵州相亲，与张女士相识次日便登记结婚。婚介费、彩礼、礼品等费用累计达42万元。然而，7月张女士以“回老家考驾照”为由离开后，便再无音讯。刘先生多次联系婚介公司、女方亲属，均未得到有效回应，最终选择向媒体求助。类似的剧情在安徽、河南等地反复上演。29岁的何先生通过红娘介绍，与贵州女子陆某相识两天后领证，支付彩礼、服务费等近30万元。婚后陆某以“家中有急事”“亲戚结婚”等理由多次返回贵州，最终提出离婚并失联。何先生发现，陆某此前已有两次婚姻记录，且存在吸毒史。更荒诞的是，陆某所谓的“姑姑”竟是临时找来的“群演”，对陆某的下落一无所知。河南信阳的小谭同样深陷泥潭。他通过贵阳一家婚介公司认识女孩小韦，头天见面次日领证，前后花费30万元。婚后小韦以“吃不惯河南菜”“怀孕呕吐”为由频繁返回贵州，甚至在起诉离婚后声称“胎儿流产”。小谭追至贵阳讨要说法时，发现婚介公司已人去楼空。这些案件中，婚介公司的角色备受质疑。刘先生签约的婚介公司声称“核实了征信等公开信息”，却对女方的婚姻史、吸毒史一无所知；何先生签约的臻熙婚恋公司负责人辩称“只是平台，不参与具体介绍”，但涉事红娘却直接收取高额“谢媒费”；小谭签约的婚庆公司甚至在事后锁门转让，试图逃避责任。

　　婚介市场的乱象远不止于此。据贵阳南明区民政局统计，辖区内注册婚恋公司超百家，红娘市场自2024年下半年起异常活跃，“婚骗”案例频发。部分婚介公司为牟利，与“职业新娘”勾结，通过伪造身份信息、安排“群演”扮演亲属等手段，诱导客户快速结婚并支付高额费用。一旦钱款到手，便以“感情不和”“家庭变故”等理由怂恿女方离婚，甚至直接失联。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类骗局已形成“产业链”。贵阳警方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婚介公司与“职业新娘”团队长期合作，女方每成功“结婚”一次，便可获得数万元报酬，而婚介公司则抽取高额中介费。这种“双骗”模式（骗中介费+骗彩礼）让无数家庭倾家荡产。

　　尽管受害者纷纷报警，但法律定性却面临困境。以何先生为例，警方虽以“诈骗”立案并刑拘陆某，但婚介公司仅退还了服务费，并要求其签署《合同调解退费终止协议书》，承诺“不再追究任何责任”。小谭的妻子小韦则以“感情破裂”为由拒绝退还彩礼，仅表示“最多退5万”，并要求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法律界人士指出，此类案件的难点在于“主观故意”的认定。若女方以结婚为目的收取彩礼，婚后因感情不和离婚，则属于民事纠纷；但若女方从一开始便伪造身份、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钱财，则构成刑事诈骗。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受害者往往难以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女方的“主观恶意”，导致案件陷入“民事与刑事”的模糊地带。

　　这场集体遭遇的背后，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多重矛盾。一方面，农村地区适婚男性婚恋难问题突出，部分人因“年龄压力”“家庭催促”选择“闪婚”，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婚介市场监管缺失，部分机构为牟利丧失底线，将婚姻异化为“金钱交易”。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社会对婚姻的认知是否发生了偏差？当“结婚”被简化为“领证+给钱”，当“感情”被量化为“彩礼+服务费”，婚姻的本质是否已被扭曲？这些案件中的受害者，既是骗局的直接承受者，也是社会价值观异化的间接牺牲品。

　　面对婚介乱象，多地已展开行动。2025年4月，贵阳南明区召开婚姻中介机构规范化培训会，81家婚恋服务机构参会，承诺“打击惩治违法违规机构、引导规范经营、震慑劝退不良倾向”。10月，南明区公安局发布《婚前这三件事缺一不可》，揭露“闪婚+双骗”套路，提醒公众警惕“天价彩礼”“快速领证”等风险。

　　然而，治理仅靠政府远不够。婚介机构需加强自律，建立严格的身份核查机制；公众需提高警惕，摒弃“闪婚”冲动，重视婚前了解与感情培养；家庭与社会也应减少对“大龄未婚”的过度压力，尊重个人婚恋选择。

　　婚姻是人生大事，绝非“一场交易”。当42万换不来一句“我愿意”，当结婚证沦为废纸，我们该反思：在追求效率的时代，是否遗失了对婚姻最基本的敬畏？唯有重拾真诚、强化监管、重塑价值观，才能让婚姻回归“以爱为名”的本质，避免更多家庭陷入“人财两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