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网10月3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近日接受《紫荆》杂志专访时，回顾了其近半世纪的公职生涯，并就香港科技发展、公务员改革及青年培育等议题提出建言。在回忆2003年再次踏入斯坦福之时，叶刘淑仪已敏锐地捕捉到科技发展的浪潮，并见证了美国发达的科技产业，而这段经历埋下了她后来关注香港科技产业的种子，也让她意识到“仅靠市场推动政策”的局限性。这一认知，成为她回港后推动科技政策的核心思路。以下是《紫荆》杂志2025年10月号刊出的专访全文：

在香港立法会的议事厅与大大小小的政策研讨现场，叶刘淑仪的身影始终与这座城市的公共事务紧密相连。从1975年赴伦敦考取港英政府职位，到如今深耕议会十七载，近五十年的时光里，她从未涉足商界，也未担任过企业独立董事，正如她所言：“我一辈子干的活就只是政府事务，还有就是议会事务，用英语来讲就是government and politics。没有从商，也没有当什么独董，因为没时间也没能力。”这份对公共事务的专注与坚守，勾勒出她服务香港的清晰轨迹，也沉淀出她对这座城市发展的深刻思考。

生涯：从纪律部队到议会，扎根公共事务

1975年，叶刘淑仪在伦敦通过考试，加入当时的港英政府，自此开启了她与香港公共事务的半生羁绊。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两段经历被视为关键节点——成为入境事务处处长，继而担任保安局长，七年的纪律部队首长生涯，让她对香港的治理体系有了更务实的认知。“对我影响最大当然是，第一成为入境事务处的处长，然后成为保安局长，当了七年纪律部队的首长。”这段经历不仅锤炼了她的执行力，更让她懂得如何在政策推行中平衡公共利益与市民需求。

叶刘淑仪。《紫荆》杂志图片

回归初期，香港处于转型适应阶段，作为政府核心部门的负责人，她始终站在政策执行的一线。彼时的她，个性率直，有时会“冲口而出”，但这份坦诚也让她更直接地倾听市民的声音。直到后来，她才逐渐意识到表达方式的重要性，“这几年我觉得进步了很多。近年来已经比较少受到批评说讲错话了”，这种转变并非妥协，而是源于对“如何让政策被更多人理解”的深入思考。这也是她后来服务议会、连接政府与市民的重要基石。

2008年，叶刘淑仪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此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至今已十七载。从政府官员到议会代表，身份的转变让她的工作重心从“执行政策”转向“监督与建言”，但不变的是与市民的紧密联结。她深知议会工作的核心在于“接地气”，正如她所说：“（立法会）选举会拖著你跟市民互动，你一定要下去，经常要搞一些群众的活动，还要接受市民的投诉，倾听市民的要求。你不可能离地，虽然辛苦一点，但对于向特区政府提供政策意见是很有用的。”这种“不脱离市民”的工作方式，让她的建言总能贴合香港的实际需求。

转折：挫败中的沉淀，斯坦福再出发

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首次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和阻挠，立法未能成功，这是叶刘淑仪职业生涯中最深刻的挫败，却也成为她人生转折的契机。对此，有声音表示当年是否“仓促上阵”，她明确回应：“当然不是仓促上阵，最理想来讲，应该一回归就立法，这是宪制的要求，但是时间不够。最好是还没有回归时，拿出草案交给临时立法会立法，这是最合适的时机。”她同时坦言，当时推动立法时有批评“为什么只有一个女人去，没有团队，没有其他司局长”，这也让她看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后来国安法立法，就非常重视团队协作的精神”。

“这是个很大的挫败，但也可以说成就了我后来的发展。因为我觉得要自己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工作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份反思的勇气，让她决定暂时放下工作，前往美国深造。选择斯坦福大学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港英政府就曾派她到斯坦福攻读商学院课程，“当时那个商学院的课程对我来讲，我的数学基础不好是很吃力的”，但这段经历也让她记住了这所校园优美、学术氛围浓厚的大学，更让她渴望有机会深入探索自己未曾触及的领域。2003年，她再次踏入斯坦福，攻读东亚研究，“三年念了很多书，经济、政治、电影、文化等都念了。还学了日语，虽然现在日语完全忘了”。

在斯坦福的时光，是她的“充电期”。她不仅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民主制度的实践案例，更补上了过去因忙碌而错过的“国学课”，如《红楼梦》及先秦文化，这都是在斯坦福与美国教授一同研读的。“西方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其实也有很深刻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视角，让她对中西方的差异与共通点有了更包容的理解。

更重要的是，在斯坦福，她敏锐地捕捉到科技发展的浪潮。“我在斯坦福领略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科技的重要性，见证了美国发达的科技产业。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已经在用Facebook了，当时谷歌、苹果也都在使用了。”这段经历埋下了她后来关注香港科技产业的种子，也让她意识到“仅靠市场推动政策”的局限性。这一认知，成为她回港后推动科技政策的核心思路。

2003年，某位关心香港的高层人士一句话点醒了她：“你要注意修辞，注意你表达的方式，你的用心是好的，但是怎么使市民听得明白、获得支持是需要技巧的。”这句话让她更加重视“沟通的艺术”，也为她后来以更平和、客观的态度参与政策辩论埋下伏笔。就在不久前立法会关于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的辩论中，尽管有关条例最终没有通过，而作为条例支持者的她始终“尽量客观，不情绪化”地解释法理，其发言也获得了一些年轻人的认同。这份转变，正是源于挫败后的沉淀与学习。

建言：为香港谋发展，深耕科技与公务员改革

从斯坦福回港后，叶刘淑仪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创办汇贤智库。这份事业的起步，离不开老同事的支持：“我都是靠我入境处的老同事帮忙，帮我找写字楼，还加入当我的义工，目前还有很多入境处以及退休警务人员做义工，还有一些政务官也非常支持”，提及这些支持，她始终心怀感激，“我对于这些老同事的支持真的是非常感动，要感谢他们”。

汇贤智库成为她推动政策研究的平台。她自掏腰包，组织国际科技学术团队，撰写了《创新政策与自由放任的局限性——比较视角下的香港政策》（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Limits of Laissez-faire-Hong Kong's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一书，直指香港“完全靠市场进行推动的政策”的不足。然而，这本书并未得到特区政府的重视，“当时我交给特区政府，官员完全没有兴趣。我透过很多管道找到当时的财政司长，收了这本书，跟我拍了一张照，后来也完全没有跟进”。

在她看来，香港科技产业的滞后，根源在于港英时代“自由放任经济主义”的延续——“过去港英年代是自由经济，当然也有政治的背景，因为只是一个短期的管理，为什么要投放国之重器，不可能放在香港啊，所以自由放任的经济主义非常适合香港。刚回归时我们的官员还是承袭了这种思想”，这导致香港的科技发展“晚了20年”，“所以现在搞‘北都’不容易啊，投放要大得多，时间也要长得多”。

因此，当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北都发展”列为核心时，她深感认同，并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北都发展必须 “破局”，“肯定要用破局的手法打破过去的很多程式定势，要不然20年都干不好”；第二，重视人工智能，“应该从公务员开始”，比如用人工智能取代翻译及基础文书等工作，“提升效率”，她认为“政府用人工智能工具其实比私人机构还晚，所以特首提出这个要用‘AI效能提升组’很重要”；第三，推动公务员改革，核心是“加强责任感”，“就是这个责任不要推，负责执行的部门要增加责任感”。

对于公务员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心态，她有著清醒的认知：“部门首长责任制是加强责任感。不光是不要出错，如果你的部门办事程式冗长，一年也批不出一个牌照，长期受人投诉，一直没有提出改善建议，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不是不出错这么简单，而是每个人都要积极作为。”这份对“责任”的强调，正是她对香港治理效率提升的核心期待。

育人：心系青年未来，拓展多元成长路径

在推动政策的同时，叶刘淑仪始终关注青年工作，她深知香港的未来在于青年。她在早年发起 “张骞计划”，鼓励香港年轻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习，后来，随著政府加大对青年海外及内地实习的投入，她便果断调整方向，“改推其他议题，不断与时并进”。如今，她的青年工作聚焦于“提供多元路径”：对于喜欢政策研究的年轻人，她会亲自带领，帮助他们建立对公共事务的认知；对于有意从政的青年，她会告知从政有很多方面，如果参加选举，她坦诚表示，“选举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一杯茶”。她会引导他们关注政府的其他工作，如“咨询、环保、甚至上诉性质的工作，政府在很多范畴上都有上诉机制”。

叶刘淑仪FB图片

她还特别关注“国际关系”领域的青年培养。香港的优秀学生大多选择医科、法律或公务员，因为收入很高，“很少年轻人去念国际关系或公共政策”，但如今这一情况正在改变。她认为，年轻人多了机会去内地交流，更多地认识了国家的发展，而同时也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关系人才，“将来应该要培养多一点这样的人才”。

此外，她还带领智库研究“太空经济”，即便知道不少老百姓会觉得“离地”，她仍坚持普及相关认知：“所有太空经济都是靠卫星，我们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很多方面，可以利用太空经济为内地的航天企业服务。”她希望通过这类前沿议题，拓宽青年的视野，让他们看到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独特角色。

视野：立足变局，香港的定位与担当

当下，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叶刘淑仪对香港的定位有著清晰的判断。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其他国家用什么手段都不可能压下去的，我们有国家的决心、领导人的决心、民族的素质，还有这么庞大的资源”，而香港的优势，不在于经济总量或增长率，“不可能比得上内地的城市，因为地方小人口有限”，而在于“法治特别是普通法，还有金融和专业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石”，还有个优势就是“国际化的环境”。

她表示，香港跟西方、跟东南亚的交流都非常广泛。这种优势，既是港英时代积累的遗产，也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但她也强调，香港的国际化不能再局限于西方，“过去港英时代主要是跟西方，把我们当做西方阵营的一份子”，而现在，“我们要拓展跟中东、南美、东南亚的联系，要加强跟全球南方的联系”。

对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她有著亲身感受。2003-2006年在斯坦福时，“当时应该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美国老百姓享受著中国出口的价廉物美的产品，“加州自己房子装修用的工具都是中国来的”；但到了2013-2014年后，随著美国“重返亚洲”，中美关系逐渐转向，“美国开始冒出很多的理论，诸如‘中国有百年大计要取代美国’‘中美之间难逃一战’等”。对于美国发动关税战的影响，叶刘淑仪表示，按照经济理论来讲，美国这样的经济政策长期持续下去是会失败的。目前对香港影响不大，主要因为香港有国家的庇护，在关税战中，中国是唯一有资格与美国谈判的国家，因为现在的中国有实力了。当前的国际格局已经不是讲理论，而是回到19世纪的说法“实力政治”（Realpolitik）。

结语：半生笃行，与香港共前行

近五十年的公共服务生涯，叶刘淑仪历经香港的风雨变迁——从港英时代到回归祖国，从纪律部队首长到立法会议员，从政策执行者到青年引路人。她曾遭遇挫败，却在沉淀后重新出发；她始终扎根于市民之中，让建言贴合香港实际；她心系青年，为他们拓展成长路径；她立足变局，清晰把握香港的定位与担当。

正如她所说，当年的挫败“成就了我后来的发展”，而香港的每一次挑战，也都在成为这座城市前行的契机。如今，她仍在议会与政策研究的一线忙碌，用自己的经验与智慧，为香港的发展建言献策。这份“一生一事”的坚守，不仅是她个人的人生写照，更折射出一代香港人为这座城市付出的努力——而这份努力，并在为香港的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