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总统呼吁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

　　【芬兰总统呼吁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2025年9月24日，联合国大会第80届会议现场，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以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演讲引发全球关注。这位新任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公开呼吁“取消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一票否决权”，并主张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成员国暂停投票权。这场看似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倡议，实则将联合国70年未变的权力结构推向风口浪尖，折射出国际秩序变革的深层矛盾。芬兰的改革提议并非空穴来风。作为北欧小国，芬兰长期奉行中立政策，但2023年加入北约后，其外交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向。这种转变源于对俄罗斯的历史安全焦虑——1939-1940年苏芬战争中芬兰失去部分领土，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更强化了其防范意识。斯图布在演讲中质问：“当俄罗斯在乌克兰实施军事行动时，其否决权却能阻挠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这合理吗？”这种将道德准则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逻辑，成为芬兰改革提议的核心依据。从现实层面看，联合国安理会决策机制确实面临严峻挑战。数据显示，2025年安理会在叙利亚、也门、乌克兰等热点问题上的决议通过率不足40%，否决权滥用导致国际危机应对机制近乎瘫痪。芬兰的改革蓝图包含三大核心内容：彻底废除否决权、建立违规惩罚机制、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这种激进主张暗合美国拉拢非洲、拉美对抗中俄的战略需求，也反映出全球南方国家对联合国体系代表性不足的普遍不满。

　　芬兰的改革提议遭遇了制度性障碍。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任何修改常任理事国权力的提案需经联大三分之二成员批准，且必须获得现任五常一致同意。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改革便无法推进。历史上，安理会仅在1965年增加过4个非常任席位，此后50余年再无实质性变革。

　　更深层的阻力来自权力再分配的政治博弈。当斯图布提议将五常扩至十常，并主张新增席位分配给非洲（2席）、亚洲（2席）和拉丁美洲（1席）时，实则试图通过稀释现有五常权力实现改革。但这种“分蛋糕”的方案面临现实困境：美国在过去一年中六次动用否决权阻挠加沙停火决议，若按“违反宪章即暂停投票权”的标准，其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早已触及红线。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出改革提议的内在矛盾——当芬兰试图用道德准则约束他国时，自身却难以经受同等标准的审视。

　　面对改革压力，五常国家反应各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直言芬兰提议“过于天真”，强调五常权力结构是全球稳定的基础。这种立场并非偶然：美国作为联合国最大会费缴纳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否决权使用频率居五常之首。2025年9月，美国否决“加沙人道援助”提案的案例，印证了否决权已成为其保护盟友、维护战略利益的工具。

　　俄罗斯的反应更为激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嘲讽道：“某些国家试图用道德表演掩盖地缘政治野心，但联合国不是可以随意改写的剧本。”这种强硬态度源于俄罗斯对安理会地位的特殊依赖——作为苏联继承国，俄罗斯通过否决权在叙利亚、克里米亚等问题上成功阻挠西方干预。相比之下，中英法三国表现出相对谨慎的态度。中国提出渐进式改革思路，主张在维护战略稳定与推动民主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法国建议增设人道主义例外条款，呼吁五常在重大暴行案件中自愿放弃否决权；英国则支持提高否决权使用透明度，要求行使否决权时说明理由。这种分歧反映出五常在维护特权与适应时代需求之间的艰难抉择。

　　尽管完全废除否决权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国际社会已开始探索折中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的限制五常否决权三大方案颇具代表性：要求行使否决权时说明理由、对大规模暴行案件限制使用、建立联大审查机制。其中，“道德承诺倡议”已获103国联署，该倡议呼吁五常在重大暴行案件中自愿放弃否决权，为改革提供了可能的突破口。

　　日本提出的渐进式改革方案也值得关注。日本首相石破茂建议扩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名额，让日本等国家加入，并要求新成员在15年内放弃一票否决权。这种“缓冲期”设计既避免了直接冲击五常特权，又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上升通道，被视为现实可行的改革路径。

　　芬兰的改革提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主权与人权、权力与规则、特权与平等的永恒张力中，国际秩序的变革注定充满曲折。当否决权从二战时期的“大国协调机制”异化为“私利保护工具”，当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日益激烈，国际社会需要的不是非黑即白的站队，而是基于规则的理性对话。正如古特雷斯所言：“改革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现有机制更适应时代需求。”在这场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弈中，唯有超越零和思维，在维护战略稳定与推动民主化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避免联合国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毕竟，这个承载着78年和平愿景的机构，其存续本身已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